钱币
钱币，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，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，更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基因。中国钱币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华夏文明同频共振的演进史，从秦朝半两到民国货币，赏琳琅满目之钱币瑰宝，亦可观中华货币悠悠数千年演变历程。它们就像一本活生生的历史书，留待后人细细品味。
秦汉钱币：大一统货币体系的奠基
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割据纷争，货币形制极为混乱，布币、刀币、贝币等多种货币并行，严重阻碍了跨区域的商品流通与民族融合。历经数百年兼并战争，秦国凭借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完成统一大业，为货币体系的革新创造了前提。 秦统一中国后，为巩固中央集权、规范经济秩序，果断废除六国繁杂的布、贝、刀等钱币，推行圆形方孔铜钱，铸文为“半两”，重十二铢（秦时一两为二十四铢），称之为半两钱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“以秦币同天下之币”，将秦国的半两钱推行全国，首次实现了货币的统一。这一举措不仅结束了“币制不一，轻重不等”的混乱局面，更以“圆形方孔”的形制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铜钱的基本范式，蕴含着“天圆地方”的古代宇宙观，成为国家统一的重要象征。
▲秦半两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 直径2.1厘米，内口径0.6厘米。钱币通体呈青褐色，包浆厚重，尽显岁月沧桑。其严格遵循“圆形方孔”规制，正反两面均为平整平面，正面以小篆镌刻“半两”二字，字体古朴端庄，笔画遒劲有力，清晰展现了秦代篆书的书法风格与铸币工艺。作为秦代货币统一的实物见证，此币虽体量小巧，却承载着重大的历史意义。
西汉初年，社会经济亟待恢复，朝廷一度沿用秦代半两钱形制，但为缓解财政压力，钱币重量不断减轻，出现了“榆荚半两”等减重钱币，引发货币贬值与市场混乱。直至汉武帝时期，中央集权不断加强，为整顿币制、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掌控，于公元前118年下令废除汉初郡国铸币权，将铸币权收归中央。随后设立“上林三官”（钟官负责铸钱、辨铜负责原料检验、均输负责原料运输）组成中央专属铸币机构，铸造“五铢钱”，又称上林钱或三官钱。五铢钱形制规整，重量稳定（约3.5克），钱文“五铢”清晰规范，兼具实用性与辨识度。这一钱币体系凭借其稳定性与合理性，从汉武帝时期一直沿用至唐高祖武德四年，流通时长长达七百余年，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、流通范围最广、使用时间最久的钱币，成为汉至隋代货币经济的核心载体。
▲汉五铢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 直径2.4厘米，穿边长0.7厘米。钱币质地坚实，表面氧化包浆。其保持“圆形方孔”的经典形制，方孔左右两侧镌刻“五铢”二字，与秦半两相比，此币边缘更为规整，背面呈内凹状，工艺更为成熟，直观反映了汉代铸币技术的进步与货币制度的完善。
隋唐钱币：宝文钱时代的开启
历经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分裂与民族大融合，隋朝短暂统一后，唐朝崛起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盛世之一。唐代国力强盛、疆土辽阔、中外文化交流频繁，经济的高度发展推动货币制度迎来重大革新。唐高祖武德四年（公元621年），朝廷正式废除沿用已久的五铢钱，推行“开元通宝”钱，标志着中国钱币史从“计重钱时代”迈入“宝文钱时代”。此前的半两、五铢等钱币均以重量为命名依据，而“开元通宝”以“通宝”（通行宝货）为名，不再直接标注重量，突破了传统货币的命名逻辑，强调货币的流通信用属性。这一变革不仅简化了货币标识，更适应了唐代商品经济规模扩大、交易频率提升的需求。唐代确立以“文”为货币基本计数单位，以钱两为重量标准的宝文钱体系，这一体系此后一直沿袭至清朝，成为中国古代后期货币制度的核心框架。
▲唐开元通宝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 直径2.3厘米、穿边长0.7厘米、厚0.1厘米。钱币通体呈青绿色，包浆细腻，边缘经过精细打磨，形制规整轻薄。其延续“圆形方孔”形制，正面铸有“开元通宝”四字，采用唐代特有的八分书字体，笔画刚劲有力，结构匀称端庄，“开”字舒展、“元”字挺拔、“通”字流畅、“宝”字厚重，尽显盛唐气象。此币铸造于唐高祖武德四年，是宝文钱的开篇之作，见证了唐代货币制度的重大变革与文化繁荣。
宋代钱币：商品经济繁荣的缩影
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、文化艺术与科技发展的巅峰阶段，活字印刷术、指南针、火药等重大发明集中涌现，城市商业空前繁荣，市民阶层兴起，商品交易规模与范围大幅扩大，推动货币体系呈现多元化、复杂化的鲜明特征。宋代货币经济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货币分区流通制度，由于铜矿资源分布不均及区域经济差异，朝廷划分专门的铁钱区（如四川、陕西等地）与铜钱区，铜钱与铁钱并行流通，同时贵金属白银的货币职能不断强化，逐渐从装饰用品、贮藏手段转变为大额交易媒介，形成“铜钱为主、铁钱为辅、白银补充”的多元货币结构。为解决铁钱区“钱重难携”的交易难题，北宋初年在四川地区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——“交子”，交子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直接体现，也为后世纸币的发展提供了最早的实践经验。 宋代钱币的另一显著特征是“年号钱”盛行，几乎每位皇帝即位后都会铸造以当年年号命名的钱币，如“崇宁重宝”“圣宋通宝”“大观通宝”“元丰通宝”“政和通宝”等，钱币种类繁多，钱文书法风格多样，涵盖隶书、楷书、行书、篆书等多种字体，许多年号钱的钱文由皇帝亲自题写（如宋徽宗题写的“瘦金体”钱文），使宋代钱币成为兼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文化瑰宝。
▲北宋崇宁重宝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3.3厘米，穿边长0.5厘米。钱币体量较大，质地厚重。其为圆形小方孔形制，正反两面均呈内凹状，正面以隶书书写“崇宁重宝”四字，字体雄浑大气，笔画饱满有力。此币铸造于北宋末年宋徽宗崇宁年间（1102-1106年），彼时北宋国力虽渐衰，但铸币工艺仍保持较高水平，钱文清晰规整，是宋代年号钱的典型代表。
▲北宋圣宋通宝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2.2厘米，穿边长0.4厘米。钱币小巧精致，通体呈青灰色。其为圆形方穿形制，铸造于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公元1101年），是宋徽宗即位后铸造的首个年号钱。正面铸文“圣宋通宝”，字体为篆书，笔法圆润流畅，结构严谨对称，展现了宋代篆书书法的艺术魅力，因铸造时间短、存世量较少，具有较高的收藏与研究价值。
▲北宋大观通宝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4.0厘米、内径0、6厘米、厚0.1厘米。此币为北宋徽宗大观年间（1107年）铸造，是宋代“瘦金体钱文”的经典之作。钱币形制规整，外圆方穿，正背两面均有内外廓，边缘光滑细腻。正面铸文“大观通宝”四字为宋徽宗御笔瘦金体，字体瘦劲挺拔，笔画犀利流畅，撇捺如刀刻般有力，将瘦金体的艺术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是书法艺术与铸币工艺完美结合的典范。
▲北宋元丰通宝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2.5厘米、穿边长0.8厘米、厚0.12厘米。铸造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（公元1078-1085年），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，是宋代流通量极大的年号钱之一。钱币呈圆形方穿形制，质地坚实，表面呈暗红色包浆。正面铸文“元丰通宝”，字体为行书，笔法灵动自然，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，反映了宋代行书艺术的普及与铸币工艺的规模化水平。
▲北宋政和通宝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 直径2.4厘米、穿边长0.7厘米、厚0.1厘米。铸造于北宋徽宗政和年间（公元1111-1117年），是徽宗时期铸造的重要年号钱。钱币保持圆形方孔形制，正面铸文“政和通宝”，字体为隶书与篆书的结合体（俗称“对钱”），此枚为隶书版，笔法沉稳厚重，结构匀称。钱币背面为素面，无多余纹饰，工艺简洁规整，体现了宋代年号钱“形制统一、文饰简洁”的特点。
清代钱币：传统与近代的碰撞交融
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其货币制度经历了从传统向近代的剧烈转型。清代前期，朝廷沿用明代“银钱并行”的货币体系，以铜钱（制钱）为小额交易媒介，以白银（元宝、碎银）为大额交易与财政结算工具，形成“银钱双本位”制度。这一体系在康熙、乾隆两代盛世时期达到鼎盛，铜钱铸造量稳定，白银流通范围不断扩大，支撑了清代前期农业、手工业与商业的持续发展。然而，从19世纪中期开始，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与近代工业文明的传入，清代货币制度逐渐陷入“传统与近代并存、官方与民间混杂”的复杂局面。西方机制银元（如“鹰洋”“站人洋”）大量涌入中国市场，冲击了传统银钱体系；同时，清代自身也开始尝试铸造机制钱币，传统手工铸币与近代机器铸币并行；金融领域则出现传统钱庄票号与近代银行并存、官方纸币与民间私票混杂的现象，货币制度的混乱反映了晚清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特征。
▲清咸丰重宝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
最大直径4.8厘米，厚0.2厘米，穿边长0.6 厘米，最小直径2.8厘米，穿边长0.6厘米。铸造于清文宗咸丰年间（1851-1861年），彼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爆发，清廷财政危机加剧，因此铸造了大量“大钱”以缓解压力。钱币呈圆形小方孔形制，正反两面均内凹，正面以楷书书写“咸丰重宝”四字，字体端庄厚重；背面除铸有满文款识外，还印有“当十”字样，表明其面值相当于十枚普通制钱，是晚清财政危机在货币上的直接体现。
▲清乾隆通宝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2.4厘米、穿边长0.6厘米、厚0.1厘米。铸造于清高宗乾隆年间（1736-1795年），是清代盛世时期的代表性钱币。钱币呈圆形小方孔形制，正背两面内凹，正面以楷书书写“乾隆通宝”四字，字体工整规范，笔法圆润饱满，尽显盛世气象；背面印有满文“宝泉”或“宝源”字样，表明其铸造于中央铸币局（宝泉局或宝源局），工艺精湛，包浆均匀，反映了乾隆时期铸币质量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。
▲清顺治通宝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2.6厘米，穿边长0.4厘米。铸造于清世祖顺治年间（1644-1661年），是清代入关后最早铸造的钱币之一，承载着确立清代货币体系的历史使命。钱币呈圆形小方孔形制，正反两面内凹，正面以楷书书写“顺治通宝”四字，字体刚劲有力，兼具明代钱币风格与清代特色；背面印有汉字“原”及满文款识，“原”字表明其铸造于太原铸币局，是清代早期“满汉合文”钱式的典型代表，反映了满汉文化融合与中央对地方铸币的管控。
▲清康熙通宝铜钱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2.5厘，内口径0.3厘米。铸造于清圣祖康熙年间（1662-1722年），是清代流通量极大的钱币之一。钱币呈圆形小方孔形制，正反两面均内凹，正面以楷书书写“康熙通宝”四字，字体端庄规整；背面印有汉字“临、宣、河”及满文款识，“临”“宣”“河”分别代表山东临清、直隶宣化、河南开封等地的铸币局，体现了清代前期“各省铸币、中央管控”的铸币体系，也反映了康熙时期全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。
▲清大清铜币 曹县博物馆藏 直径3.2厘米、厚0.2厘米。此币是清代晚期机制钱币的代表，铸造于光绪、宣统年间，取代了传统手工铸造的制钱。钱面中央铸有“大清铜币”四个汉字，内嵌一小字代表铸造地名（如“宁”“鄂”等）；上端为满文“大清铜币”字样，彰显皇权属性；边缘中间铸有“户部”二字，表明其由中央户部统一管控；下端标注“当制钱十文”，明确其面值。钱背中央为蟠龙图案，龙纹雕刻精细，姿态威严，兼具传统龙纹文化与近代机制工艺特色，是清代货币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实物见证。
民国钱币：近代转型的历史写照
民国时期（1912-1949年）虽仅短短三十余年，却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，社会剧烈动荡，政治格局多变，经济体系历经多次变革，而钱币作为经济运行的核心载体，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。民国初年，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薄弱，货币体系延续晚清格局，各式银元（如“袁大头”“孙小头”）、铜元并行流通，地方军阀甚至私自铸造钱币，导致货币形制混乱、面值不一。为规范货币制度，推动经济近代化，民国政府先后推行两次重大货币改革：1933年“废两改元”，废除传统以白银为计价单位的“两”制，统一以银元为法定货币；1935年“法币改革”，放弃银本位制，推行纸币（法币）为唯一法定货币，标志着中国货币体系彻底摆脱传统金属货币框架，迈入近代纸币时代。这两次改革虽因战乱等因素未能完全实现预期目标，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货币的近代化进程。 民国铜元作为小额交易的主要货币，在形制、纹饰上彻底突破了清代“圆形方孔”的传统范式，融入了近代民主革命与工业文明的元素。其普遍采用圆形无孔形制，正面多铸有“中华民国”国号及面值，背面以“嘉禾纹”为主要纹饰（嘉禾即生长茁壮的禾稻，象征五谷丰登、国泰民安），部分铜元还铸有交叉的国旗图案（如“五色旗”“青天白日旗”），彰显民国的政治属性。同时，民国铜元的铸造普遍采用近代机器设备，工艺更为规整，纹饰更为精细，反映了近代工业技术的发展。此外，地方铸币的多样性也是民国铜元的显著特点，如湖南省、四川省等省份均铸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铜元，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。
▲中华民国當制十铜元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2.8厘米、厚0.18厘米。
▲中华民国當制十铜元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3.0厘米。两币均为圆形无孔形制，正面中央铸有“中华民国铜币”字样，上方标注“当制钱十文”面值；背面以饱满的嘉禾纹为主体纹饰，嘉禾枝干清晰，颗粒饱满。两币虽尺寸略有差异，但形制与纹饰风格一致，工艺规整，是民国初年小额流通货币的典型代表，反映了“废帝制、建共和”后的货币文化特色。
▲中华民国贰佰元铜币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4.0厘米。民国时期大面值铜元的稀有藏品。钱币通体呈黄铜色，质地厚重，采用近代机器铸造，边缘规整，表面光滑。正面铸有“中华民国铜币”及“贰佰元”面值字样，字体为近代楷书，清晰规范；背面主体为嘉禾纹，纹饰雕刻精细，层次分明，无多余装饰，凸显实用性。此币的大面值特征，反映了民国后期因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的历史背景，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。
▲中华民国當二十文钱铜币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3.5厘米。民国中期流通的中等面值铜元。钱币呈圆形无孔形制，红铜质地，包浆自然。正面铸有“中华民国”国号及“当二十文”面值，字体刚劲有力；背面嘉禾纹舒展大气，稻穗饱满，中间铸有小型国徽图案，工艺精湛，纹饰清晰。此币流通范围较广，存世量相对较多，是民国时期商品交易活动的常见货币，直观反映了当时的小额交易场景。
▲中华民国湖南省當制钱二十文铜币 曹县博物馆藏
直径3.2厘米、厚0.2厘米。民国时期地方铸币的代表性藏品。钱币为红铜质地，圆形无孔，正面除铸有“中华民国”“当制钱二十文”等通用标识外，在边缘还铸有“湖南省造”字样，明确其铸造产地；背面嘉禾纹采用地方特色的雕刻风格，稻穗排列紧凑，与中央铸币略有差异。此币不仅是民国地方货币流通的实物证据，也反映了近代湖南地区的工业铸币水平与经济状况。
结语：钱币中的文明传承
从秦代半两的统一形制到民国铜元的近代转型，中国钱币历经两千余年的演变，每一枚钱币都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浓缩体现。秦代的统一币制彰显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智慧，汉代的五铢钱见证了盛世经济的稳定发展，唐代的开元通宝开启了货币信用的新范式，宋代的交子与年号钱反映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多元，清代的银钱并行与机制币记录了传统与近代的碰撞，民国的货币改革与铜元则镌刻了社会转型的阵痛与进步。这些珍藏于曹县博物馆的钱币瑰宝，不仅是古代铸币工艺的艺术结晶，更是华夏文明传承不息的重要载体，为我们解读历史、传承文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密码。
0530-3217578
